乌克兰独立后，大量科学家被中国“接纳”，而这些科学家来到中国后，不少人第一个要求竟然是：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，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然后第二个要求才是诸如待遇家人的问题，这给当时的我们极大的震撼。
1991年苏联解体，乌克兰正式独立，一下子继承了苏联三分之一的军工体系，还有三千六百多家军工企业、三百万从业人员，以及一大批顶尖的科研人才和技术家底，本以为能靠着这些“遗产”站稳脚跟，没想到却一步步陷入了难以挣脱的困境。
独立后的乌克兰，经济一路崩盘，最惨的时候GDP一年下滑24%，国家根本没钱投入科研，曾经支撑苏联航天、军工的科研机构，连基本的运转经费都凑不齐，实验室里的精密设备慢慢老化，连实验用的试剂都买不起，不少科研项目只能被迫停滞。
科研人员的日子更是难到了骨子里，一个月工资只有两百格里夫纳，折合下来也就六十五美元，连一家人的基本温饱都成问题，曾经受人尊敬的顶尖科学家，有的被迫去国外打零工，有的只能放弃自己毕生研究的领域，转行做些杂活谋生。
据统计，乌克兰独立后的前七年，就有五千六百多名科学工作者离开家乡，光博士就走了两百多个，这些人大多是航空、航天、发动机、航母等领域的顶梁柱，他们的离开，不仅让乌克兰的科研实力一落千丈，也让这些宝贵的人才四处漂泊，找不到能施展才华的地方。
当时也有美国、英国、韩国这些国家来挖人，开出的薪资很高，不少科学家抱着希望去了，可到了之后才发现，自己根本得不到重视，说白了就是被当成“临时工”，人家只想要他们手里的技术，拿到技术后就把他们边缘化，语言不通、生活不习惯，再加上没有归属感，很多人没坚持几年就离开了。
就在这些科学家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中国向他们伸出了援手，当时中国正启动“双引工程”，专门针对独联体国家引进人才和技术，而乌克兰的这些科学家，正是我们急需的宝贵财富，毕竟那时候咱们国家的航空、军工、发动机领域还在爬坡，急需有经验的顶尖人才来帮忙。
中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功利，只想着拿技术、敷衍对待，而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，不仅承诺给他们提供稳定的科研平台，还会妥善安置他们的生活，让他们能安安心心搞研究，不用再为生计发愁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些乌克兰科学家来到中国后，放下行李第一件事，不是问工资多少、房子在哪、待遇好不好，而是拉着对接的工作人员，一脸恳切地问，能不能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，能不能正常参加党的组织生活。
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，这些科学家大多都是原苏联共产党员，在苏联时期，党员不仅是一种荣誉，更是他们搞科研的精神支柱，他们一辈子都在党的领导下搞研究，早已习惯了过组织生活，也坚定地信仰着共产主义，对他们来说，党员身份不是虚名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坚守。
中国了解到他们的心愿后，没有拒绝，而是积极协调、妥善安排，虽然按照中国的规定，只有中国公民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但对于这些原苏联共产党员，我们认可他们的信仰，允许他们参加当地的组织生活，让他们重新感受到组织的温暖，也让他们能继续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安心搞科研。
等确认能恢复党员身份后，这些科学家才提及自己的个人要求，比如希望能把家人接来中国，解决配偶的工作问题，让孩子能顺利上学，还有薪资待遇能不能保障一家人的生活，能不能有足够的科研经费支持他们继续搞研究。
对于这些合理的要求，中国都一一满足，专门建了专家村，给他们提供和苏联时期风格相近的住房，让他们能快速适应；配偶被安排到国企做翻译或者相关工作，不用愁没有收入；孩子能进入国际学校读书，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；薪资更是国内教授的两三倍，科研经费批得快、不卡壳，医疗、住房、教育全免费，甚至不强制他们放弃原国籍，来去自由。
这些科学家也没有辜负中国的信任，他们扎根在中国的西安、重庆、沈阳、成都等军工重镇，直接走进实验室和工厂，手把手地教中国科研人员，把自己毕生积累的经验和技术，毫无保留地传下来，参与了两千多个军工项目，涵盖航母、潜艇、航空发动机、大型运输机等多个领域。
比如瓦良格号航母的总设计师瓦列里·巴比奇，来华后参与了辽宁舰的改造，在动力系统和甲板布局上出了大力，还拿到了中国的友谊奖；安-225运输机的设计师瓦列里·金琴科，加入运-20的研发，补上了气动弹性计算和结构优化的短板，让中国的大型运输机项目快速上马，少走了很多弯路。
他们当中，很多人都选择留在了中国，退休后住在内地的专家楼，医疗全报销，子女在中国读书、工作，有的甚至娶了中国媳妇、嫁了中国女婿，彻底融入了中国的生活，他们常说，中国不仅给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，更给了他们坚守信仰、施展才华的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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